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谏逐客书 原文及翻译 谏逐客书原文及翻译注解篇一
百里奚:原为虞国大夫。晋灭虞被俘,后作为秦穆公夫人的陪嫁臣妾之一送往秦国。逃亡到宛,被楚人所执。秦穆公用五张黑公羊皮赎出,用上大夫,故称“五羖大夫”。是辅佐秦穆公称霸的重臣。宛(yuān),楚国邑名,在今河南南阳市。
蹇(jiǎn)叔:百里奚的好友,经百里奚推荐,秦穆公把他从宋国请来,委任为上大夫。百里奚对穆公说:“臣不及臣友蹇叔,蹇叔贤而世莫知”。宋,国名,或称“商”“殷”,子姓,始封君为商纣王庶兄微子启,西周初周公平定武庚叛乱后将商旧都周围地区封给微子启,都于商丘(今河南商丘县南),约有今河南东南部及所邻山东、江苏、安徽接界之地。公元前三世纪中叶,大臣剔成肸(即司城子罕)逐杀宋桓侯,戴氏代宋。公元前年被齐国所灭。
来:一说作“求”。邳豹:晋国大夫邳郑之子,邳郑被晋惠公杀死后,邳豹投奔秦国,秦穆公任为大夫。公孙支,“支”或作“枝”,字子桑,秦人,曾游晋,后返秦任大夫。晋,国名,姬姓,始封君为周成王之弟叔虞,建都于唐(今陕西翼城县西),约有今山西西南部之地。春秋时,晋献公迁都于绛,亦称“翼”(今山西翼城县东南),陆续攻灭周围小国;晋文公成为继齐桓公之后的霸主;晋景公迁都新田(今山西侯马市西),亦称“新绛”,兼并赤狄,疆域扩展到今山西大部、河北西南部、河南北部和陕西一角。春秋后期,公室衰微,六卿强大。战国初,被执政的韩、赵、魏三家所瓜分。公元前年,最后一位国君晋桓公被废为庶人,国灭祀绝。
产:生,出生。
并国二十,遂霸西戎:《史记·秦本纪》记载秦穆公“益国十二,开地千里,遂霸西戎”。这里的“二十”应当是约数。并,吞并。
孝公:即秦孝公。商鞅:卫国公族,氏公孙,亦称公孙鞅,初为魏相公叔痤家臣,公叔痤死后入秦,受到秦孝公重用,任左庶长、大良造,因功封于商(今山西商县东南)十五邑,号称商君。于公元前年和前年两次实行变法,奠定秦国富强的基础。公元前年,秦孝公去世,被车裂身死。
殷盛:指百姓众多而且富裕。殷,多,众多。
魏:国名,始封君魏文侯,系晋国大夫毕万后裔,于公元前年与韩景侯、赵烈侯联合瓜分晋国,被周威烈王封为诸侯,建都安邑(今山西夏县西北)。魏文侯任用李悝改革内政,成为强国。梁惠王时迁都大梁(今河南开封市),因亦称”梁”。后国势衰败,公元前年被秦国所灭。获楚、魏之师,指战胜楚国、魏国的军队。公元前年,商鞅设计诱杀魏军主将公子昂,大败魏军。同年又与楚战,战况不详,据此,当也是秦军获胜。
惠王:即秦惠王,名驷,秦孝公之子,公元前年至前年在位。于公元前年称王。张仪,魏人,秦惠王时数次任秦相,鼓吹“连横”,游说各国诸侯事奉秦国,辅佐秦惠文君称王,封武信君。秦武王即位,入魏为相。于公元前年去世。此句以下诸事,均为张仪之计,因为张仪曾经作为宰相,执掌秦国权柄,所以以下诸事均出于他的谋划。
三川之地:指黄河、雒水、伊水三川之地,在今河南西北部黄河以南的洛水、伊水流域。韩宣王在此设三川郡。公元前年秦武王派兵攻取三川大县宜阳(今河南宜阳县西)。公元前年秦灭东周,取得韩三川全郡,重设三川郡。
巴:国名,周武王灭商后被封为子国,称巴子国,在今四川东部、湖北西部一带。战国中期建都于巴(今四川重庆节)。公元前年秦惠王派张仪、司马错等领兵攻灭巴国,在其地设置巴郡。“蜀”,国名,周武王时曾参加灭商的盟会,有今四川中部偏西地区。战国中期建都于成都(今四川成都市)。公元前年秦惠文王派张仪、司马错等领兵灭蜀,在其地设置蜀郡。
上郡:郡名,原为楚地,今陕西榆林。魏文侯时置,辖境有今陕西洛河以东,黄梁河以北,东北到子长县、延安市一带。公元前年魏割上郡十五县给秦,前年又将整个上郡献秦。秦国于公元前年于此设置上郡。
汉中:郡名,今陕西汉中。楚怀王时置,辖境有陕西东南和湖北西北的汉水流域。公元前年,被秦将魏章领兵攻取,秦于此重置汉中郡。
包:这里有并吞的意思。九夷:此指楚国境内西北部的少数部族,在今陕西、湖北、四川三省交界地区。
鄢(yān):楚国别都,在今湖北宜城县东南。春秋时楚惠王曾都于此。郢(yǐng):楚国都城,在今湖北江陵市西北纪南城。公元前年秦将白起攻取鄢,翌年又攻取郢。
成皋:邑名,在今河南荥阳县汜水镇,地势险要,是著名的军事重地。春秋时属郑国称虎牢,公元前年韩国灭郑属韩,公元前年被秦军攻取。
六国之从:六国合纵的同盟。六国,指韩、魏、燕、赵、齐、楚六国。从,通“纵”。
施(yì):蔓延,延续。
昭王:即秦昭王,名稷,一作侧或则,秦惠王之子,秦武王异母弟,公元前年至前年在位。范雎(jū),一作“范且”,亦称范叔,魏人,入秦后改名张禄,受到秦昭王信任,为秦相,对内力主废除外戚专权,对外采取远交近攻策略,封于应(今河南宝丰县西南),亦称应侯,死于公元前年。
穰(ráng)侯:即魏冉,楚人后裔,秦昭王母宣太后之异父弟,秦武王去世,拥立秦昭王,任将军,多次为相,受封于穰(今河南邓县),故称穰侯,后又加封陶(今山东定陶县西北)。因秦昭王听用范雎之言,被免去相职,终老于陶。
华阳:即华阳君芈戎,楚昭王母宣太后之同父弟,曾任将军等职,与魏冉同掌国政,先受封于华阳(今河南新郑县北),故称华阳君,后封于新城(今河南密县东南),故又称新城君。公元前年,与魏冉同被免职遣归封地。
蚕食:比喻像蚕吃桑叶那样逐渐吞食侵占。
向使:假使,倘若。
内:同“纳”,接纳。今陛下致昆山之玉:如今陛下得到了昆仑山的宝玉。陛下,对帝王的尊称。致,求得,收罗。昆山,即昆仑山。
随和之宝:即所谓“随侯珠”和“和氏璧”,传说中春秋时随侯所得的夜明珠和楚人卞和来得的美玉。
明月:宝珠名。
太阿(ē):亦称“泰阿”,宝剑名,相传为春秋著名工匠欧冶子、干将所铸。
纤离:骏马名。
翠凤之旗:用翠凤羽毛作为装饰的旗帜。
鼍(tuó):亦称扬子鳄,俗称猪婆龙,皮可蒙鼓。
说:通“悦”,喜悦,喜爱。
犀象之器:指用犀牛角和象牙制成的器具。
郑:国名,姬姓,始封君为周宣王弟友,公元前年分封于郑(今陕西华县东)。春秋时建都新郑(今河南新郑县),有今河南中部之地,公元的年被韩国所灭。卫,国名,姬姓,始封君为周武王弟康叔,初都朝歌(今河南淇县),后迁都楚丘(今河南滑县)、帝丘(今河南濮阳县),有今河南北部、山东西部之地。公元前年被魏国所灭。郑、卫之女,此时郑、卫已亡,当指郑、卫故地的女子。后宫,嫔妃所居的宫室,也可用作嫔妃的代称。
駃騠(jué tí):骏马名。外厩(jiù),宫外的马圈。
江南:长江以南地区。此指长江以南的楚地,素以出产金、锡著名。
西蜀丹青:蜀地素以出产丹青矿石出名。丹,丹砂,可以制成红色颜料。青,青雘,可以制成青黑色颜料。采,彩色,彩绘。
充下陈:此泛指将财物、美女充买府库后宫。下陈,殿堂下陈放礼器、站立傧从的地方。
宛珠之簪:缀绕珍珠的发簪。宛,缠绕,或以“宛”为地名,指用宛(今河南南阳市)地出产的珍珠所作装饰的发簪。
傅:附着,镶嵌。玑,不圆的珠子。此泛指珠子。珥(ěr),耳饰。
阿:细缯,一种轻细的丝织物。或以“阿”为地名,指齐国东阿(今山东东阿县)。
缟(gǎo):未经染色的绢。
随俗雅化:随合时俗而雅致不凡。
佳冶窈窕:妖冶美好的佳丽。佳,美好,美丽。冶,妖冶,艳丽。窈窕(yǎo tiǎo),美好的样子。
赵:国名,始封君赵烈侯,系晋国大夫赵衰后裔,于公元前年与魏文侯、韩景侯联合瓜分晋国,被周威烈王封为诸侯,建都晋阳(今山西太原市东南),有今山西中部、陕西东北角、河北西南部。公元前年迁都邯郸(今河北邯郸市)。公元前年被秦国所灭。古人多以燕、赵为出美女之地。
瓮(wèng):陶制的容器,古人用来打水。缶(fǒu),一种口小腹大的陶器。秦人将瓮、缶作为打击乐器。搏髀(bì),拍打大腿,以此掌握音乐唱歌的节奏。搏,击打,拍打。髀,大腿。
郑:指郑国故地的音乐。卫,指卫国故地的音乐。桑间,桑间为卫国濮水边上地名,在今河南濮阳县南,有男女聚会唱歌的风俗。此指桑间的音乐,即本书《乐书》的“桑间濮上之音”。昭,歌颂虞舜的舞乐。”虞,按《史记会注考证校补》引南化本、枫山本、三条本等作“护”,当为歌颂商汤的舞乐。武,歌颂周武王的舞乐。象,歌颂周文王的舞乐。太山:即泰山。让,辞让,拒绝。
择:舍弃,抛弃。细流,小水。
却:推却,拒绝。
五帝:指黄帝、颛顼、帝喾、尧、舜。三王,指夏、商、周三代开国君主,即夏禹、商汤和周武王。
黔首:泛指百姓。无爵平民不能服冠,只能以黑巾裹头,故称黔首,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正式称百姓为黔首。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载:二十六年,“更名民曰黔首”。资,资助,供给。
业:从业,从事,侍奉。
赍盗粮:把武器粮食供给寇盗。
赍(jī):送,送给。损民以益雠:减少本国的人口而增加敌国的人力。益:增益,增多。仇,仇敌。
外树怨于诸侯:指宾客被驱逐出外必投奔其它诸侯,从而构树新怨。
谏逐客书 原文及翻译 谏逐客书原文及翻译注解篇二
《谏逐客书》是李斯给秦王的一个奏章。这件事是在秦王嬴政十年。秦国宗室贵族借韩国派水工修灌溉渠,阴谋消耗秦的国力,谏秦皇下令驱逐一切客卿。秦王读了李斯这一奏章,取消了逐客令。可见本文说服力之强。
作者先谈历史,以穆公、孝公、惠王、昭王四位国君召士纳贤为例,强调重用客卿之重要。接着再谈现实,作者列举秦王的爱好,诸如昆山之玉,随和之宝,明月之珠,以及所佩太阿剑,所乘之纤离之马等等,都是来自诸侯各国。
一、实效性
首先是《谏逐客书》具有明显的实效性。实效,就是要讲求实用,注重效果,这就涉及到公文的目的及功能。公文不像艺文那样,优游浸渍,潜移默化,以美感人,公文乃是“政事之先务”,它的目的是为了完成特定的公务,它的功能是可以解决实际的问题。从本质上说公文是一种实用性程式性的文书,以此区别于一般的文章或文学作品。公文所产生的客观效果是衡量公文实用性大小的一个重要尺度。所以公文撰制时必须事先预计效果,办理时讲究效率,客观上注重功效。徐望之《公牍通论》指出:“事前体察周详,令出务求实效。”这说的是下行公文。上行公文也要做到“下情不壅于上闻,谋事惟期其必达”。一篇公文,如果实用性不大,效果不显著,就很难说是上乘之作。因此,实效性显著,应是好公文的重要条件。以此看来《谏逐客书》正是具有实效性显著的特点。这篇公文最成功之处就在于,该文一上秦王,就达到预期的目的,收到满意的效果。司马迁在《李斯列传》中曾这样叙述过李斯上书的前因后果:“秦王拜斯为客卿。会韩人郑国来间秦,以作注溉渠,已而觉。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:‘诸侯人来事秦者,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。请一切逐客。’李斯议亦在逐中。斯乃上书曰:“秦王乃除逐客之令,复李斯官,卒用其计谋。”当时秦王的逐客令已下,李斯也在被逐之列,而凭此上书,竟能使秦王收回成命,由逐客变为留客、用客、重客,这就不能不承认《谏逐客书》发挥了巨大的作用,公文的实效性在这里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。
二、论断典范
其次,《谏逐客书》在“对事的论断”方面堪称典范。笔者以为“对事的论断”应视为公文的一个重要特征。事是公文的内容,论断是对公文内容的表达方式。“对事的论断”体现了公文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。显然,公文须有事,刘勰所说“言事于主”、“指事造实”,徐望之所说“谋事惟期其必达”、“尚实事不尚虚文”,都指出公文的内容就是事,因为公文就是办实事的。但是公文在表达事时,不必对其来龙去脉进行具体的叙述,往往是高度概括,或者点到为止。公文对于事,主要是用“论断”的方法。正如《公牍通论》所述,“陈言论事”、“公文本质,重论断”。论断是个合成词,包含论和断两个方面。断,判断、决断之谓,对事的是非、得失、功过等表示肯定或否定的态度,对事的实施提出一定的办法。论是论事理,要受文者承办事务,必须把事理论说明白。简言之,断就是要办什么事,论就是办这事的理由。论是断的前提,如果不把事理论清说透,断就会成为无源之水,无本之木,缺乏说服力。在古代公文中,由于文种不同,对事论断的情况也有差别,如下行的君命文种,比较偏重于断,凡戒敕、废立、告谕、政令等,都显示独断的至高权威,而上行文种的章、奏、表、议等则较侧重于论(当然也应有断),凡谏说、劝请、陈乞、弹劾、执异等,本身就需要有充分的理由,不论说何以达其目的。况且上奏文种面对的是国君这个特殊对象,更要情至理足。《谏逐客书》在这一点上,具有非常鲜明的特色。全文的断就是开头一句话:“臣闻吏议逐客,窃以为过矣。”希望通过这一判断成立,使秦王接受,并收回成命,不要逐。为此在下文展开了有力的论说。开头这一断语的
特点是,在客卿已被逐的紧急情势下(《史记集解·新序》:“斯在逐中,道上上谏书。”),用非常警醒而委婉的言辞开宗明义,起句发意振聋发聩。本文尤具特色的更在其论的部分,对事理的论说充分深刻,令人信服。这里有必要指出两点,其一是用重笔浓墨,铺张排比,列举事例。如文中铺排了四君用客的大量事实,铺陈了秦王所喜爱的大量生活享用,由于事例充实,铺垫充足,加强了与下文的对比,因而得出的结论极其有力。而这些事例都有所依傍,且经过精心选择,因而显得可靠典型。从铺排的技巧来说,排比句接踵联翩,文意饱满,文气流畅,文势充沛,极有感染力。其二,在论证上的特点是正反并反复对比,层层深化。如在论证的首层,四君用客(实笔) 与“却客不内”(虚笔) 的对比,首层四君用客与次层秦王轻客的对比,次层重物与轻人的对比,处处在对比之中显示逐客之谬误。全文在逻辑关系上是步步推进,层层深化。时间上由远到近,推移有序:先言古代,次论现实,再次言及未来。在言及逐客的危害时,程度上由轻到重,步步升级:先说如果没有客卿,秦国就不会“富利”和“强大”;接着说“非秦者去,为客者逐”,“此非所以跨海内、制诸侯之术”,直接落到统一天下这个关键问题,比上层更切近要害;再说弃
黔首、却宾客,是所谓“藉寇兵而赍盗粮”,资助了敌人削弱了自己,对秦国的不利更严重些;最后指出“今逐客以资敌国、损民以益仇,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,求国无危,不可得也。”不仅不能统一天下,而且有亡国的危险,把逐客的危害引申到极点。这种由轻到重、步步推进的说理过程,避免一开始就突兀冲撞,造成相反结果,它符合人的心理接受规律。
三、针对性
再者《,谏逐客书》具有很强的针对性。公文的针对性一方面是指每件公文都是针对某一具体的事务而发,另方面也指公文具有比较具体的的受文对象,受文者具有确定性。周知性的公文读者面较宽,但也有一定的范围;下行文受文的面相对说要窄一些,在现代的公文中有的还规定了阅读传达范围;上行文一般是给一个上级机关,受文对象很具体。古代的上奏文种是专门给君主的,对象最明确。公文写作时都视受文者的不同情况进行斟酌,有的放矢。《谏逐客书》的针对性,从内容上来说,是对着逐客这事而发,全文紧紧扣住逐客以论说其错误。文章这样处理很高明,因这逐客的起因是韩国人郑国劝秦王修筑一条灌溉渠,其目的是企图以浩大的工程耗费秦国的财力,使之不能对外用兵,如果就此事进行辩解,显然是没有道理的。李斯避开这个起因不谈,只抓住逐客对秦不利来论说,完全从秦国的利益着眼,这就容易使秦王接受。另外,李斯当时也无辜受牵连,但他在上书中片言不涉及自己,这样完全符合公文的本质要求,徐望之说:“公文本质之可贵,贵在一字一句皆从民生国计上着想。”针对逐客对秦不利来论说,正是从国计民生着想的体现。
《谏逐客书》的针对性,还表现在针对特定的受文者来采取谏说的策略。李斯上书是给秦王政这个具体的人看的,如果不熟悉这个人,不揣摩这个人的愿望、想法,不去迎合他的心理需求,那就很容易碰壁。对这个问题,刘勰有中肯的评价:“烦(顺) 情入机动言中务,虽批逆鳞而功成计合,此上出之喜说者也。”顺着秦王的感情、心理,引到统一六国的关键问题,符合主要任务的需要。当时秦王的最大欲望是兼并天下,凡是违反这一欲望,就难以立足,凡是利于达到这一欲望,就容易被接受。李斯紧紧抓住秦王的这一心理,把秦国的霸业作为整篇谏书的灵魂,贯串始终。在论说的首层以秦王政的祖先重用客卿造成“霸西戎”、“治强”、“散六国之从”、“蚕食诸侯”、“使秦成帝业”等成就去耸动秦王;在论说的次层则把用客卿提到“跨海内,制诸侯之术”的高度;再接着以古代五帝三王“不却众庶”无敌天下去打动秦王。总之,每个层次都反复论述这样一个根本的利害关系:纳客就能统一天下,逐客就有亡国危险。以利劝之,以害怵之,这就紧紧抓住了秦王的心,深深击中其要害,使秦王顺理成章地接纳其意见,并收回逐客令,达到了上书的目的。
以上论述了《谏逐客书》是如何有针对性地、成功地对逐客之事加以论断,使该公文收到了显著的实效。实效性、针对性、对事加以论断,这三个特征在文中体现最为突出。当然,该文还有个别其他的公文特征,像当时李斯已在被逐之中,写这篇上书必须十分注意时效,除了“道上上谏书”急就此文之外,在写法上开头单刀直入,指出逐客之错,使秦王为之震动。可见首句发意、开门见山,既为当时紧急情势决定,也是公文时效性的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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