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端午节的传统节日的由来 端午节的节日由来/传说故事篇一
屈原是战国时代的楚国人,22岁时,就已官居左徒、三闾大夫,辅佐楚怀王。屈原救国的愿望破灭后,在极度悲伤的心境下,于公元前278年(诗人62岁时)农历五月五日纵身投入汨罗江。当时楚国人民因舍不得这位贤臣的死去,闻讯后纷纷划船去追他;但追至洞庭湖上,已不见踪影。这便形成了每年此日竞赛龙舟的起端。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江之后,人们每年这个时候,把米撒入江中以祭祀他。
据说东汉初年,长沙有个名叫区曲的人,曾梦遇一位自称屈原的贤士,他对区曲说:“多年来人们祭我的米,都让蛟龙吃掉了,今后你们要把楝叶和米塞在竹筒里,或用芦叶包裹好,再用五彩丝缠好,因为蛟龙是害怕楝叶、芦叶和五彩丝的。”后来人们改用楝叶、芦叶和五彩丝包裹粽子,此后,历代沿袭下来,便演变成端午节吃粽子的风俗。
恶日驱邪祟
在屈原的传说尚未广泛流传前,端午的习俗仍因袭对恶日的禁忌,以保健、避疫为主要原则。崔寔的《四民月令》记载:“是月(五月)五日可作酢;合止利黄连丸、霍乱丸;采葸耳,取蟾诸,以合创药,及东行蝼蛄。”除了治难产的缕蛄外,其余都是治下痢、中暑等夏季常见疾病的丸药。
应劭的《风俗通》则记载:“五月五,日以五彩丝系臂,名长命缕,一名续命缕,一命辟兵缯,一名五色缕,一名朱索,辟兵及鬼,命人不病瘟。”光从“长命”、“续命”等名称看来,就可以知道,当时人是多么畏惧恶日对生命所造成的威胁。不仅在实际上制作治病的丸药,在心理防卫上,也要仰赖五彩丝来抵御那超自然,不可见的鬼魅及兵灾。
尽管有这些顾忌在,端午的生命力并未因之减,积极祈禳的习俗仍随处可见。周处的《风土记》记载晋朝新兴的端午习俗有:“采艾悬户上,踏百草、竞渡”等。悬艾固然是为了禳毒,踏百草就是后来称为“斗百草”的游戏。而被视为端午特色的竞渡习俗,也在此时出现。据宗懔的《荆楚岁时记》按语:“按五月五日竞渡,俗为屈原投汨罗日,伤其死所,故命舟楫以拯之。”《史记》中并未确实记载屈原投江的日期,此说颢然是受了传说的影响。事实上,竞渡、祈禳。表面上是为拯救屈原而举行的竞渡,基本精神仍不脱恶日驱邪祟的本意。
南北朝时,端午又称为“浴兰节”,荆楚一带有采艾的习俗。采艾要在鸡未鸣以前就出发,挑选最具人形的艾草带回去挂在门上,或是用来针灸。据说这种艾草,在针灸的时候别具疗效。一般人则将艾草扎成虎形,或是剪彩作为小虎,再贴艾叶于其上,在端午节时戴上。除了采艾之外,也采菖蒲来泡酒。
盛唐的重要节日
到了唐朝时,端午已成了个重要的节日,宫廷中也有种种的庆祝活动。唐朝的皇帝多在端午日赏赐臣下。王溥的《唐会要》卷三五记载,贞观十八年唐太宗以御笔题字的“飞白扇”赐给长孙无忌及杨师道。他说:“五日旧俗,必用服玩相贺。今朕各赐君飞白扇二,庶动清风以增美德。”不只是宠臣有赏,一般文武官员也各有赏赐。马缟(约10世纪中叶)的《中华古今注》记载贞观中,端午赐文官黑玳瑁腰带,武官黑银腰带。《唐书·礼乐志》也记载,天宝年间于端午节以衣、扇献于祖陵。
王仁裕的《开元天宝遗事》卷上记载唐玄宗时:“宫中每到端午节,造粉团、角黍,贮于金盘中。以小角造弓子,纤巧可爱,架箭射盘中粉团,中者得食。盖粉团滑腻而难射也。都中盛行此戏。”不过,这只是豪奢人家才玩得起的游戏,一般人家在端午只能以经济实惠的扇子来应景。李淖的《秦中岁时记》记载:“端什前两日,东市谓之扇市,车马特盛。”溤贽的《云仙杂记》卷一引《金门岁节记》也说:“洛阳人家……端午以花丝楼阁插鬓,赠遗避瘟扇。”(早期的扇子大多以蒲叶制成,由于菖蒲具有禳毒的功效,所谓的避瘟扇,或由此化而来)。
唐朝新兴的端午习俗,还有所谓的“五时图”。段成式的《酉阳杂俎》卷一记载:“北朝妇人,五日进五时图、五时花,施之帐上。”所谓“五时图”、就是在纸上画蛇、蝎、蟾蜍、蜥蜴、蜈公,也称“五毒符”。据说这五种有毒的生物只有同时存在时,才不敢互相斗争,得以和不共处。所以,挂五时图就可以防止这些毒虫作怪。
大宋精致的节日
宋朝的端午节物,比起历代,更见精致。孟元老的《东京梦华录》卷八记载:端午节物,百索、艾花、银样鼓儿,花花巧画扇,香糖果子、粽小,白团。紫苏、菖蒲、木瓜、并皆茸切,以香药相和,用梅红匣子盛裹。自五月一日及端午前一日,买桃、柳、葵花、蒲叶、佛道艾。次日家家铺陈于门首,与五色水团、茶酒供养。又钉艾人于门上,士庶递相宴赏。
陈示靓的《岁时广记》卷二一引《岁时杂记》提及一种“端五以赤白彩造如囊,以彩线贯之,搐使如花形。或带或钉门上,以禳赤口白舌,又谓之搐钱”。以及另一种“蚌粉铃”:“端五日以蚌粉纳帛中,缀之以绵,若数珠。令小儿带之以吸汗也”。这些随身携带的袋囊,内容物几经变化,从吸汗的蚌粉、驱邪的灵符、铜钱,辟虫的雄黄粉,发展成装有香料的香囊,制作也日趋精致,成为端午节特有的民间艺品。
宋人的巧思还不仅限于此。同样是禳毒的菖蒲及艾草,他们也会加点花样,使它的外形艺术化。吴自牧的《梦粱录》卷三记载南宋杭州的端午:“以艾与百草缚成天师,悬于门额上,或悬虎头白泽。”也有人以泥塑天师像,以艾为头,以蒜为拳,悬在门上辟邪。“天师”及“虎”是未朝端午最常出现的两种形象,因为他们的外形威猛,足以震慑邪魔。同时也可看出道教对端午习俗的影响。
明朝的“女儿节”
明朝以降,原本意在驱毒的五毒符,逐渐加入装饰的成分,成为妇女钗头的点缀。沉榜的《宛署杂记》第十七卷记载:“妇女画蜈蚣、蛇、蝎、虎、蟾为五毒符,插钗头。”这一类的钗头饰,在清朝江南一带称之为“健人”或“豆娘”。
明朝在北京一地,以端午为“女儿节”。《宛署杂记》第十七卷记载:“宛俗自五月初一至初五日,饰小闺女,尽态极妍。出嫁女亦各归宁,因呼为女儿节”此俗似乎仅见于北京。
靠近江河的地方,则在端午举行龙舟竞渡。张岱的《陶庵梦忆》(1646年)卷五记“金山竞渡”:瓜州龙船一二十只,刻画龙头尾,取其怒;傍坐二十人持大楫,取其悍;中用彩蓬,前后旌幢绣伞,取其绚;撞钲挝鼓,取其节;艄后列军器一器,取其锷;龙头上一人足倒竖,敁其上,取其危;龙尾挂一小儿,取其险。自五月初一至十五日,日画地而出,五日出金山,镇江亦出。惊湍跳沫,群龙格斗,偶堕洄涡,则百捷捽,蟠委出之。金山上人团簇,隔江望之,蚁附蜂屯,蠢蠢欲动。晚则万艓齐开,两岸汩汩然而沸。
杨嗣昌的《武陵竞渡略》详细记载了明朝沅湘一带的竞渡习俗。当地俗传竞渡是为了禳灾,因此划龙舟前要举行种种祭祀,还要聘请;巫师来作法以祈求胜利。划过龙舟后,居民会舀取龙舟中的水,加入百草用来洗澡,用意也在于辟恶。
西湖的龙舟则分为两种。其一分为上下两层,上层有小孩装扮各种历史、神仙人物,下层载有鼓吹手,敲锣打鼓,两旁坐着划船的水手,这种龙舟较具表演色彩。竞赛用的龙舟则绕着大龙舟周围打转,待大龙舟上拋下物件,小龙舟上的水手便下水争抢。其中以钱、鸭两物最难抢得,因为钱币入水即沉,鸭子则会四处游蹿躲避。尽管历代都有在端午节捉蛤蟆制药的习俗,似乎一宜要到明朝,才有朝廷的太医加入这个偏方的阵容。刘侗、于奕正的《帝京景物略》(1635年)卷二:“(五日)取蟾酥”。取蟾酥的方法是以针刺蟾两眉之间,使蟾蜍分泌白色的乳状毒液,再以竹片刮下保存。据说蟾酥可治疔疮、恶肿。
另一种民间辟虫的偏方则是饮菖蒲、雄黄酒。除了喝以外,也把雄黄酒在帐之上。顾禄的《清喜录》(1830年)卷五:“研雄黄末、屑蒲根,和酒以饮,谓之雄黄酒。又以余酒染小儿额及手足心,随洒墙壁间,以祛毒虫。”有的小孩子不敢喝酒,父母就会以雄黄酒在他们额上画一个“王”字,以使百毒不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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屈原曾在《楚辞》中说:“朕幼清以廉洁兮,身服义尔未沫。”不受曰廉,不污曰洁。不接受他人馈赠的钱财礼物,不让自己清白的人品受到玷污,就是廉洁。只可惜屈原生不逢时,“信而见疑,忠而被谤”,但“衏顾楚国,系心怀王”,有“存君兴国”之义。流放之后,他仍握瑾怀瑜,深思高举,不与世俗同流合污,只待国君一悟,然而,他千辛万苦等来的却是楚国的灭亡,山河的沦陷。他顿时万念俱灰,心灰意冷,只身投汩罗江一死,以明其高洁清廉的忠君爱国之志。
《招魂》是屈原最伟大的作品之一,作于其被放逐之后。全文采用楚国民间的招魂形式,极写上下四方的险恶,极赞故乡音乐、饮食、居室之美,抒发诗人流放他乡而不忘欲返的爱国情怀。“朕幼清以廉洁兮,身服义尔未沫”作为首句,以自序开篇,坦诚诗人自己从来都以清廉、服义自许。《卜居》是《楚辞》中的一篇,文题的意思是占卜如何处世。诗人用问句的形式对比正反两方面的人生之路,用比喻和象征的手法区分强调善恶美丑的水火不容,表达诗人对美善的坚执和对丑恶的弃绝。《卜居》中所流淌的情感,正是屈原选择的痛苦和选择之后的痛苦。“宁廉洁正直,以自清乎?”展现了诗人对廉洁、正直、清白的理想人格的执着追求。
两千多年来,在屈原故里湖北省秭归县,人们仍保留着赛龙舟、吃粽子、挂艾叶、办农民诗会等古老习俗,至今仍流传着一支《粽子歌》。歌中唱道:“有棱有角,有心有肝。一身洁白,半世熬煎。”又是一个粽子飘香的端午,秭归人们扶老携幼来到江边,抛撒包好煮熟的粽子,召唤屈原的魂魄回归故里。在缅怀伟大诗人的同时,让我们将“廉洁”二字深深地铭刻在心间,做洁身自好、不与污浊同流,让学廉、思廉、崇廉、守廉、倡廉成为自觉的行动。(本报综合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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